发达国家加拿大的中产阶级,这个名头听起来相当风光,不过也只局限于听起来而已,个中苦涩自己知。
据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新近公布的的人口普查分析报告显示,多伦多正走向贫富两极分化,而原先夹在中间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在迅速减少。原因有很多,越来越高的房价是其中之一。多伦多房地产市场已经从“严重负担不起”变成“极端负担不起”,其可负担房屋能力在工业化国家的272个房屋市场中仅排第215位。
中产阶级比例跌至30%不到
多伦多大学的报告指出,过去40年来,中产阶级被挤出多伦多市。研究学者表示,中产阶级减少不是理论,而是趋势。
研究发现,从1970年到2005年之间,多伦多的中产阶级人数从66%下降到了29%。
同期间,低收入人士的比例却从19%上升到了53%。研究显示,贫穷不会导致暴力,但却是孕育暴力的温床。多伦多贫富差距渐明显的现象,值得社会科学人士注意。
学者指出,加拿大中产阶级愈来愈少的趋势目前仍然在继续。如果不改善,15年内加拿大将演变成为贫富悬殊的两极化社会。
中产阶级理应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但在加拿大却处在一个“夹心层”的尴尬境地中,不受羡慕也不被帮助。虽说加拿大是个“劫富济贫”的国家,用种种手段以达到社会的平衡,但其实大富翁们有的是避税的方法,真正被“劫富”的是可怜的中产阶级。再加上房价和各项生活成本节节攀升,中产阶级的日子并不好过。
以温哥华为例,如果按全国平均年薪36574.2加元来计算,用薪资的30%来付按揭,以温哥华目前的房价之高,温哥华市民每月要工作331个小时才有可能买屋。平均下来,每天要工作11小时,一个月做足30天,完全没有休息机会,其辛苦程度冠绝全国。
加拿大人的平均年薪为36,574.2加元,卑诗省平均年薪则为36,633.48加元、安大略省为38,736.08加元、魁北克省为34,146.32加元、阿尔伯塔省为39,380.64元。
此外,一般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5天便是40小时,平均每月工作173.3小时。因此,温哥华市民平均要比一般人工作多1.9倍才有能力供房。
但如果租屋而不买屋,温哥华的房屋租金则是全国第二,仅落后多伦多少许。不过就算辛苦工作数百小时,市民也不一定能轻松买屋。
北美已经出现一种趋势,一些首次买屋的中产阶级若无法一次拿出10%首付,可能连中等价位房屋的按揭审核都无法通过。事实上,全加拿大去年有约50%的房屋交易首付是在10%以下。
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人的负债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而这是近12年以来的首次。
近日,加拿大央行行长MarkCarney、加拿大财政部长Jim Flaherty及加拿大总理Stephen Harper分别在不同的公开场合表达了对于加拿大国民不断上升的债务负担的担忧。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第三季度,加拿大家庭的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已经达到1.48,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的1.47。
加拿大银行业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并没有遭到过于强烈的冲击,甚至即便在金融危机的高峰期,加拿大银行业也没有停止其信贷活动,而较低的利率则是促使消费者背负债务的主要原因。
HST的施行雪上加霜
安大略省政府6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安省7月份施行HST(合并消费税)之后,中产阶级将受到最大的影响。在这个阶层内,收入越高的人越容易受到冲击。
安省省府的报告指出,在施行HST的第一年里,收入在6万至7万加元的人群每年将多支出45元;7万至8万加元的人群将多支出95元;收入在15万至30万加元的人群每年则多支出480元,居所有阶层之首。
相比之下,低收入人群则更容易在HST政策中获益。报告显示,如果算上HST带来的减税措施,年收入低于6万加元的人每年支出反而将减少。
时任安省税务厅长的John Wilkinson表示,报告提供的数据和省府的预期相符,即HST对低收入的家庭更有益,但是将给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带来更大影响。
不过,他又强调民众应该将眼光放得长远,HST将会在日后促进本省的经济和就业,给民众带来长期的收益。
不过,两大反对党和民间的评论人士则并不同意省府的观点。安省保守党领袖Tim
Hudak表示,即便自由党自己的报告都承认,HST这种“搜刮行为”将导致超过一半的安省家庭支出更多。
新民党领袖Andrea Horwath则表示,虽然HST可以给本省的商户、企业减压,但她不相信省府所言的将从HST改革中获得的90%的收益返还给普通消费者,最终吃亏的仍将是大众。
据新民党方面之前公布的数据,HST正式实施后将导致本省家庭每年多付数百元的税款。如果企业未将它们节省的钱转给消费者,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将要多付794元的税;即便他们将商品减价,单个家庭每年也要多付638元。
在本地主流媒体的评论版上,不少人怀疑省府报告数据的准确性。有人还指出,尽管省府有退税的举措,但那是一次性支付的。一年后,人们将完全暴露在HST冲击下,那时仅汽油一项每年就要多支付好几百元,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到时将感受到锥心之痛。
作为社会的“夹心层”,中产阶级收入的近半都交了税,但自己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基本和一切福利绝缘。富裕阶层和低收入家庭可以不断生孩子,中产家庭却连第二个孩子都不太敢要。低收入家庭不仅大人有补助有救济,孩子也是生得越多越好,因为一是每个孩子都能获得政府不少的补助,二是孩子的教育从小到大都根本无须担忧,全是政府免费,实在不行还有无息助学贷款。富人们也不必为孩子担心,他们的财富绝对能化腐朽为神奇,只要孩子资质不差就能学有所成。而中产家庭就没有这么幸运,在高等教育学费昂贵的今天,中产阶级攒够了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就失去了自己养老的保障,想让孩子申请助学贷款,家庭收入又超了标,不在受助范围。如果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再学习成绩优异考上了世界顶级名校,那父母就真的要饱受一番折磨了。
不只是孩子的生活、教育问题,摆在中产阶级面前的还有很多难题,比如打官司。穷人不怕打官司,政府有针对低收入或无收入人群的免费法律援助,富人也不怕打官司,他们的钱绝对能请来最好的律师,也绝对能还他们一个清白,而中产阶级此时又成了“夹心饼干”。对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说,本国的法律制度不仅相当复杂而且异常昂贵,中产阶级处境特别尴尬:既没有余钱请大律师,也没有资格申请法律援助。有人为打官司,不得不动用房屋按揭或退休基金,甚至把子女的教育基金也赔上去。
不同看法:多大报告有夸大成分
多伦多大学的报告出炉后,舆论大哗,纷纷将其作为市场力量释放和政府不给力从而导致多伦多贫富分化的证据,指责政府背叛了追求多元化和平等性的理想。专栏作家MarcusGee持不同看法,认为报告内容有夸大之嫌。
他说,事实上,经济条件好的人选择住在多伦多中区对整个城市来说是件好事。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间,一场向郊区迁移的风潮使得北美各大城市的市中心空荡了许多。在多伦多,人们纷纷迁往多伦多中区,这使得诸如Riverdale、The Annex和The Beach这样的地区改头换面,逐步走向高档化。Leslie ville、Liberty Village和The Junction则还处于上升期,甚至连一度简陋的Park dale也开始有了咖啡吧和瑜伽教室。
随着房价的逐步上涨,一些居民把房子卖掉搬了出去,搬出去的人赚到了钱,迁进来的则拥有了一栋风格鲜明的房子。市场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多伦多大学的报告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多伦多中区正在变得单一化,富有的白人银行家和律师“占领”了这里。但实际上,Gee说,他自己所住的市中心西端的地区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多样化。在主街道上,新开张的咖啡馆、酒吧和艺术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葡萄牙裔屠夫周末里依然顾客盈门,葡萄牙婚礼礼堂热闹非常,一座新的葡萄牙福音教堂原先则是一家韩国人开的音像商店。
跳出多伦多中区,近郊的情况比报告透露的更复杂一点。报告称,在近郊的西北部和东北部,许多地区的收入已下滑到平均线以下。原因显而易见:许多新移民都选择在这些地区租房,因为租金便宜。和选择在Cabbagetown或Chinatown落脚的先行者们相比,他们更喜欢住Rexdale或Agincourt的高层住宅。
近郊的多样性远不是收入数字可以体现出来的。比如在多伦多新市长Rob Ford的Etobicoke,单户家庭和低收入人群就混居着。在城市的东边,优渥的DonMills和FlemingdonPark低收入家庭居住的公寓楼相隔不远。和市中心一样,近郊有许多既不是金融街大律师也不是出租车司机的居民。多伦多中产阶级面临消亡的说法太夸张了。
收入差距之所以会扩大,是因为多伦多是新移民首选的城市,更是加拿大高端、高消费服务行业的领头羊。没人希望收入差距拉大这种情况出现。
市中心的繁荣对整个城市来说是个利好。新的建筑、新的税收,还有更富活力的街道。对近郊来说,一个大挑战是,不要让这个新移民的落脚点变成贫民窟。更便捷的交通是一个解决手段,更好的公共教育则是另一个。现在提中产阶级危机,尚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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