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陈旺捉贼被控案暴露司法盲点 警示值得记取

　　这次陈旺之所以能够得以开脱，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拜于舆论声势和社会力的介入，所以法官在判案时就把火气撒在媒体上，认为是“以舆论审判”，使检控官及法官审案时备受压力。

　　看清这一点很重要，这也就是说，如果排除所谓社会舆论的“干扰”，陈旺案的审判结果很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或者说若再发生一起类似案件，当事人就有可能是罪责加身了。因为此次不是法律上出现了有利于当事人的变化，正如主审法官卡利(Justice Ramez Khawly)在判词中所强调的，由于舆论干扰无法明白案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证据不足而无法证实其有罪，故只能撤销陈旺等袭击及非法禁锢等控罪。对于现在这种结局，尽管从彩色照片上看到陈旺一干人等乐得合不拢嘴，但坦率地说这不是司法的胜利，主审法官们大有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气结。诚如有刑事律师认为，陈旺案的判决并没有扩大法例赋予市民的拘捕权，作为特例只适用于陈旺的案件，不能作为有指引性的判例，商户日后面对类似事件时依然要小心行事。

　　陈旺案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惯偷的盗窃者反倒成为受害的一方，而治盗不力的警方不但不追究责任，反而站在提讼的立场上，被控的却是被偷的业主。这种司法面前的平等是否缺失了最起码的公义，值得存疑和探讨。因为这一案件的根源在于警方未能就店铺的盗窃案作出有效的打击，把防盗的具体责任推诿给市民。如此办案不但不利于社会治安的根本稳定，同时也会使市民逐渐对司法制度失去信心，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由此看来，加国司法存在首鼠两端的伸缩地带，使个体生意人今后再遇到伯内特(Anthony Bennett)那样的行窃者，仍然有自吃苦头自认倒霉的情况出现，客观上为不法者张目。表面上的法律平等，却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造成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结果。据了解，小商户是安省经济中最大的实体单位，也是加国经济的骨干，如果他们自己的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将不利于营造一个适宜的经商环境。

　　正是由此暴露出司法与现实的抵牾之处，只有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才能尽量消除在这方面存在的隐患。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邹至蕙和自由党国会议员胡平藻(Joe Volpe)都提出扩大市民拘捕权(Citizen's Arrest)的私人法案，要求修改有关“公民拘捕”的刑法内容，实在是一件有远见积功德的做法，触及到问题的本质，说明公民拘捕权的条例是应该有弹性的。据了解，邹至蕙最近会于国会要求所有政党支持她的草案，若获支持，就会交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审议，然后再交给国会表决，最终让草案成为法律，以此来更好地保障国民的利益。

　　不过有关方面认为，对于公民拘捕权条例的修改不能乐观，因为若规定加拿大人在合理的时间内及有适当理由的前提下，可以行使拘捕权的话，合理的时间到底是多长则难以确定，也不确定内容是否能够完善现有情况。

　　另外陈旺将行窃者伯内特捆绑，也的确有失分寸，铸成被指控的事实，这是陈旺僭越权限值得检讨之处。至于陈旺说再遇到此种情况，再不管擅自抓人之论，就不能仅仅就事论事了，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借此机会扩大了解加中司法体制上的种种差异，甚至东西方在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区别。不在原地跌跟头，也避免在其他地方跌跟头，否则还会因误解而导致违法的指控。

　　对此案件，也没必要与政治扯上太多关系，应该回归到法律界面本身上来。有反对党就此案抨击麦坚迪领导的安省自由党政府，认为有必要追究省府未能有效地对勤劳工作者提供保护之责，笔者倒认为这题目做得有点过大了。

　　然而更为根本的是，社会上加强打击刑事犯罪的力度，改善大环境的治安秩序，无形中也就等于减少盗窃案例的发生，也就减少业主与行窃或其他作案者正面冲突的机会。候任市长福特已经承诺增聘100个警员，若能加强华埠警方巡逻，或委派一个警员专责处理华埠事宜，那是最好不过的善举。所以就有华埠商户表示，让警方执法比市民行使拘捕权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