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华裔女作家张翎
张翎(左)与冯小刚
张翎，是多伦多一所医院的听力康复师，文学创作只是其业余爱好。然而，由于其细腻的创作风格和独具一格的叙述语言，在世界华语文坛独树一帜。当不久前张翎完成长篇小说《金山》，似乎成为一个分水岭，使她像修筑铁路的铆钉一样，牢牢地钉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而确立了她的文学地位。中国本土文学与海外华语文学之间似乎一直存在着若有若无的分隔，由于《金山》这样的作品的问世，这个界限被渐渐突破。所以正如评论界所言，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的胜利。
也正惟其《金山》，加拿大的华文创作被刮目相看，使以前单薄的身子骨一下变得厚重结实。优秀作品可望而不可及，加华文学终于等到《金山》，使孕育史诗的铁路华工题材不再荒芜；而张翎从浙江温州一路走来，似乎一切都是热汤慢炖地为此做着积蓄和准备，磨练着大作品必需的耐性与力道。
张翎使加华文学纳入了中国文学的主流，而加拿大亦成全了张翎的文学高度。
在张翎即将动身前往中国参与《金山》研讨会之际，本报记者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并将《金山》写作过程的珍贵细节及其本人的人生轨迹和感受记录下来，与读者们分享海外华文文学代表作品的诞生过程。
《环球华报》：首先恭喜你完成了《金山》这部浩大的文学作品，令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这部小说中、从几代中国人在故乡和异域之间的颠沛奋斗中感到共同的悲怆、共同的血气和情怀。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选择写加拿大先侨华工这样的题材呢？
张翎：与我先前的大部分作品不同，《金山》并不是心血来潮之作。《金山》的最初一丝灵感，其实萌动在二十多年前。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丝灵感需要在岁月的土壤里埋藏潜伏如此之久，才最终破土长出第一片绿叶。
那是在1986年。那年夏天我离开渐渐热闹起来的京城，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加拿大的留学之旅。同年9月的一个下午，青天如洗，树叶色彩斑斓，同学开着一辆轰隆作响的破车，带我去卡尔加里城外赏秋。许多年后回想起那次郊游，烙在我脑子里的鲜明印记，竟不是关于秋景的。那天行到半路的时候，我们的车胎爆裂了。在等待救援的百无聊赖之中，我开始不安分地四下走动起来。就是这时，我发现了那些三三两两地埋在野草之中，裹着鸟粪和青苔的墓碑。我拨开没膝的野草，有些费劲地认出了墓碑上被岁月侵蚀得渐渐模糊起来的字迹。虽然是英文，从拼法上可以看出是广东话发音的中国名字。有几块墓碑上尚存留着边角残缺的照片，是一张张被南中国的太阳磨砺得黧黑粗糙的脸，高颧骨，深眼窝，看不出悲喜，也看不出年龄。年龄是推算出来的。墓碑上的日期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他们死的时候都还年青。
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是被近代史教科书称为先侨，猪仔华工，或苦力的那群人。
在大洋那头以芭蕉为背景的村落里，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日子？在决定背井离乡走向也许永远没有归程的旅途时，他们和年迈的母亲，年青的妻子，或许还有年幼的孩子，有过什么样刻骨铭心的诀别？当经历了“浮动地狱”之称的海上航程，终于踏上被淘金客叫做“金山”的洛基山脉时，他们看到的是怎样一片陌生的蛮荒？疑惑一个又一个地浮涌上来。被秋阳熨拂得十分妥贴平整的心情，突然间生出了一些皱褶。
于是我对自己说，我是可以写一本书的，一本关于这些在墓碑底下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的书。我被这种感觉又追了两年。我对这个题材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它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感动，恨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项扒人一层皮的巨大工程，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精力上，几乎都不是我这个作为听力康复医师的兼职作家能够驾驭的。这本书和现代都市小说的书写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它所涵盖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框架里，而且它牵涉到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难从现代生活里简单地找到依据。必须把屁股牢牢地黏在椅子上，把脚实实地踩在地上，把心静静地放在腔子里，把头稳稳地缩在脖子中，准备着久久不啃一声地做足案头研究——极有可能会在这样长久的寂寞中被健忘的文坛彻底忘却。
我被这个前景吓住了，于是便把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往后推了又推。在这中间，我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邮购新娘》和《雁过藻溪》、《余震》等几部中短篇小说，并获得了一系列的文学奖。可是，那些墓碑下锦衣里的灵魂，在我每一部小说完成之后的短暂歇息空档里，在我端着奖杯的脚步开始有了云里雾里的感觉时，一次又一次地猝然出手，把我的安宁撕搅得千疮百孔。终于有一天，我迈出了研究考察之旅的第一步，为写这样的题材着手做准备。
《环球华报》：《金山》跨越了清朝同治年间至今150年历史。寻找史料是一个艰巨繁复的工作。请问你在搜寻相关史料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在这过程中有什么特别感受？或者有什么触及你心灵深处情感、令你难忘的人和事？
张翎：在这样一段尘封多年且被人遮掩涂抹过的历史里寻找突破口，如同在坚硬的岩石表层凿开一个洞眼般困难。由于当年的华工大都是文盲，修筑太平洋铁路这样一次人和大自然的壮烈肉搏，几乎完全没有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载。铁路以后的先侨历史开始有了一些零散的口述资料，然而系统的历史回顾却必须借助于大量的书籍查考。除了数次去广东开平温哥华和维多利亚实地考察之外，我的绝大部分研究，是通过几所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藏书及加拿大联邦和省市档案馆的存档文献和照片展开的。
《环球华报》的社长张雁和她的员工为我在温哥华的实地考察所提供的全方位支持，让我回想起来至今感觉温馨而感动，他们的睿智远见和对华工历史的深切同情，对华语文学始终如一的关注，使得《环球华报》在喧闹的商业环境中安然地洋溢着文化气息。
记得有一天我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了一张抵埠华人的合影。那张照片的背景是在维多利亚市的轮船码头，时间大约是十九世纪末。这样的照片在我手头有很多张，没有确切的日期，也没有摄像人的名字，只有一些后人加上去的模模糊糊语焉不详的文字说明。可是这张照片却突然吸引了我的眼球，因为我注意到在众多神情疲惫的过埠客里，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年青人。这副眼镜如引信，瞬间点燃了我的灵感，想象力如炸药爆响，飞出了灿烂的火星。那个在我心目中孕育了多年的小说主人公方得法，就在即将出世的那一刻里改变了他的属性。除了坚忍刚烈忠义这些预定的人物特质之外，我决定剥除他的无知，赋予他知识，或者说，赋予他对知识的向往。一个在乱世中背井离乡的男人，当他用知识打开的眼睛来巡视故土和他乡时，那会是何等一种的苍痍。
还有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发生在我第二次去广东开平考察的时候。那阵子我正在煞费苦心地寻找江门五邑大学华侨史专家张国雄教授编着的《开平碉楼与村落田野调查》一书。在马降龙南安村口的一家小客栈里，我们遇上了一位拉客住店的陌生人。得知我们的意图后，他热心地帮我们开车引路。在他家里我偶然发现了这本百寻不见的书。刹那间我心跳加剧，激动万分。我的同伴给了那位陌生人五十块钱，问他借了这本书，供我们带回暨南大学复印后寄回。那人拿着书，一直踌躇不决，口里喃喃地说这是我们家族的财产，不能轻易给人的。直到同行的友人把身份证复印件交付给他，他才犹犹豫豫地把书交给了我们。等到我们的车开出很久，他依旧站在路边，似有悔意 - 当然我们第二天就把书寄回给了主人。这本书在我书写《金山》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如何得来的过程至今还会哑然失笑。
《环球华报》：《金山》自序中提到你在广东开平碉楼建筑里看到一件旧时侨工妻子的衣服、丝袜，激起了你的创作激情。请问具体在书中有无以此为基础塑造相关的人物和细节？构思与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张翎：这个细节后来运用在了小说主人公方得法的曾外孙女，卑诗大学（UBC）社会学教授艾米•史密斯身上。艾米为处理碉楼托管事宜从温哥华来到开平，当她走进废弃多年的“得贤居”，打开曾外祖母六指（关淑贤）的旧衣柜时，意外地发现了六指留下的一件旧衣和丝袜。艾米把旧衣搭在自己身上时，突然看见了她从未谋面的曾外祖母从年代久远的穿衣镜里向她走来。这个蕴含着神秘色彩的细节，展现了艾米与她陌生的祖先在陌生的故土上产生的第一次对视。
《环球华报》：《金山》讲的是加拿大先侨的故事。你认为书中先侨的经历对今天的新移民有何启示？如今，移民来加的大陆人越来越多，你本人作为移居加国二十多年的过来人，有什么想对新移民说的？
张翎：移民是一个把人从熟悉的社会语言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片完全陌生土壤中的过程。虽然国际大环境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移民的原因也发生了变化，但是适应过程中的疼痛却是如一的。当我们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加拿大独特的多元文化氛围时，不要忘记这个氛围不是在一天之内营造而成的。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先侨苦力们，不是用文字，而是用他们的脚，为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一条多元文化并存的路，尽管他们自己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他们行走在毕生的黑暗中，却为后来人带来了光明。重温历史可以使人懂得缅怀，催人奋进。
《环球华报》：从女性作家的角度，你觉得在自己的作品中有哪些自己感觉塑造的比较成功或较为特别的女性人物？
张翎：《金山》中的六指（关淑贤）是我十余年创作过程中最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在一个女子普遍裹脚，不识字，由父母媒人决定终身大事的晚清广东乡村里，六指敢于剁指抗婚，用知识文采来为自己谋得生计和一份自主的爱情，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她不依附男人和权势，用特立独行却良善忠诚的人格，为自己争取生存和尊重的空间。在为蝇头之利可以轻易摆上身体和人格代价的现代社会，六指让一些人汗颜。
《环球华报》：许多读者对你在加拿大的移民生活都十分感兴趣，可不可以请你谈谈你自己在加拿大的成长之路。
张翎：我在加拿大的经历似乎总是和搬家联系在一起的。我是在1986年出国的，后来我读了英国文学和听力康复学两个毫不相干的学位，做过学生、秘书、翻译，最后成为专业听力康复师。我在卡尔加里、辛辛那提、明尼爱波利斯、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居住过，总共搬过二十多次家。有时一觉醒来，竟不知身在何处。尤其是最开始的那十几年，似乎永远在把一屋子的东西简化成两只箱子，再把两只箱子的东西，发展成一个屋子。循环往复，直到现在终于安定了下来。这23年的经历，使我渐渐适应并真正欣赏了一个美丽安宁宽容的国家，并把她当成我的第二个故乡。
《环球华报》：听力康复是你的专业工作，写作是业余爱好，你是如何处理工作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张翎：我把我的专业工作看成是走路的脚，而把写作看成是飞翔的翅膀。一个人不能永久地行走，这样身体将极度疲乏。一个人也不能长久地飞翔，这样精神将会陷入极度的孤独。业余写作使我可以进入有时行走有时飞翔的生活状态。开始时，业余写作是一种无奈。到人生的这个阶段，业余写作已经成了我的一种选择。卸下维生的重担后，写作才可以进入一种相对自由的境界。
《环球华报》：从一个海外作家的角度，你如何看待与评价海外华人文学？
张翎：海外华文作家囊括了各式各样的人，很难用一顶帽子将他们一一盖全。地理位置的阻隔给这群人提供了一段合适的审美距离，使他们能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自身与故土的关系。离开了本土生活环境，以前束缚作家的各种因素，无论是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都大大地减弱了。脱离了诸多的束缚之后，文字记录下来的是一种较少受环境污染的声音。但距离是一把双刃刀，它同时也切割了作家与本土生活最直接鲜活的联系。所以移民作家在选材上，注定与本土作家有些区别。以于梨华、聂华苓等为首的早期移民作家，开创了一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他们在文坛上的影响力，至今尚未被任何海外华文作家群体超越。以大陆新移民为主的作家群体，现在整体上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是写作队伍在日益壮大，而且充满了上升的活力。美国的严歌苓就是很有实力的一位，她的影响早已跨过了性别和国籍的界限。我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前景感觉兴奋而期待。
《环球华报》：你在加东、加西都生活过，你对两地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印象？
张翎：我喜欢多伦多的大气，也喜欢温哥华的精致。作为一个听力康复师，我会选择居住在多伦多。作为一个作家，我心仪温哥华。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这两个对我生命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城市之间自由地飞行。
《环球华报》：不少读者都十分关注你未来的动向，可以透露一下你一步的打算吗？
张翎：未来几年的生活充满无法预知的变数，但是有一点是持续不变的，那就是：我会一如既往地努力读书，从容写作，认真生活。也期待着未来的日子里，我还能继续给海外华文文坛带来一些惊讶。
《环球华报》：我们期待着你新作品的诞生，也祝你的中国之行旅途愉快，一切顺利。十分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张翎：谢谢！也请向《环球华报》的各位读者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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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简介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多伦多市，在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任主管听力康复师。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金山》、《邮购新娘》（台湾版名《温州女人》）、《交错的彼岸》、《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中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盲约》、《尘世》等。曾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奖（2000年），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年），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2005年），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年），第八届十月文学奖（2007年），《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小说奖（2008）。小说多次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其中篇小说《羊》、《雁过藻溪》和《余震》分别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度，2005年度和2007年度排行榜。
各界对《金山》的评价：
《金山》是一部浩大的作品,它关乎中国经验中深沉无声的层面，关乎现代中国的认同的形成——中国的普通民众如何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用血泪体认世界，如何由此孕育出对一个现代中国、对我们的祖国的坚定认同。
《金山》是传奇，但这是一部用坚实砖石构造起的传奇，张翎将对人物心灵和命运的想象和体验与对人的条件、环境的确切考证和把握融为一体。
——《人民文学》（中国权威文学刊物）
张翎的《余震》讲了一个心灵创伤的故事，它的大哀大痛让人无法释怀。《金山》中我不但读到了她一如既往的细腻深情，更读到了她笔挽千钧，让每一个中国人血脉贲张的力量。我因此向张翎艺术的深情和力量致敬。
———冯小刚（中国著名导演）
张翎在创作上的两个重大变化：首先将笔触从“现实”拉向“历史”。其次，张翎由过去看上去好像是在写北美，其核心却是在写大陆，转变为将北美和中国整合成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来表现跨越太平洋两岸的中国人的悲壮命运。
《金山》的发表，意味着张翎在20世纪的华人历史中发现了丰富的金矿。可以说，张翎已经成为在海外这些坚持着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
——刘俊（文学评论家）
我相信，在海外这些坚持着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中，张翎终究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
——莫言（中国著名作家）
千回百转、波骇云属、摇曳多姿、苍凉悲怆。
对人性和社会描写的深度和广度，使加拿大华人文学的金质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金山》的出现给当前在文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等盛行的离散理论的发展和深入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它的跨国性，跨文化性，跨民族性，对很多观念，比如身份的确认，家、国、民族、故乡与居住国之间的关系，种族、性别、阶级以及文化之间的对抗和互相作用，多元文化主义，少数民族在居住国里的同化、反同化或被融合等，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参考价值。
——徐学清（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
《金山》是一本分量很重的书，在40多万字的浩大卷帙里，展示了中国近代一支向海外迁徙的家族群体的苦难历程。看《金山》，我觉得这小说真的好像是早已存在，张翎只是找到了它的化石脉络，让它复活了而已。
——陈河（知名加籍华文作家）
今天的张翎已经不是昨天的张翎，她笔下的爱情也早已不是小家碧玉的儿女情长，而是穿越历史、跨越大洋、超越生命的大爱。这样的的大爱在张翎2009年向国内文坛奉献的长篇新作《金山》中登上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里程碑。
——袁敏（中国知名出版人）
《金山》大事记：
今年4、5月，多伦多华裔女作家张翎新作《金山》，在《人民文学》2009年第四、第五两期上作为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特选作品连载，单行本于7月由北京文艺出版社以重量级分量推出。
7月28日，唐山，在抗震纪念碑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唐山大地震33周年暨电影《唐山大地震》开机仪式”，这部由冯小刚执导的鸿篇巨制，改编自张翎的小说《余震》。
8月11日，北京，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将联合主办“张翎长篇小说《金山》研讨会”，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陈晓明、吴义勤等多位名家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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