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移民有很多苦:从周怒追公车引诉讼学到的

据媒体报道，一周姓华裔居民驾车时，其右倒车镜疑被TTC公交车在换线过程中擦碰，于是他一路鸣笛直追2公里左右，在公交车靠站之后，周先生与公交车女司机论理之中疑与之发生推搡，结果司机立刻报警，警方对周先生提出袭击他人的指控，失业在家的周先生因此惹上官司。

看到这个事件，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周先生太冲动，并且有热心人会立刻指出他其时应怎样处理才更合理，可是有没有人考虑到当时周的心情，周以往的经历对他那日举动带来的影响，以及女司机的霸道和无理，也是间接促成这起事件的因素呢？

周先生要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懊悔当初的行径。然而已经晚了，他已经没有时间检讨过去，等待他的是一个头疼的官司。面对的是一个有强大后盾支撑，自我保护系统完善的团体，而他只是一个微小的且英语不是母语，没有多少法律知识，在这个国家没有多少背景的移民。

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争执起因其实都是极小的，所以演变得越来越大，有一个原因就是双方都逞一时之勇，都不肯退让，且争执到了一定程度，为了解释清楚，也无法退让。当语言解决不了问题，而心中的不平加剧，愤怒也就转变成肢体语言，局面开始难以控制，意外随之发生。

律师告诫说，要学会控制你的情绪。虽然赢得官司很难，但周先生或其他可能面临官司或正在官司中的人，在过程中如何合理控制自己情绪则至为重要。此外，我更想说的是，作为移民，学习采取适当的方式保护自己，是除了语言之外，另一个需要认真学习的课题。

大家仔细想想，在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有没有和西人发生过冲突？有没有因为情绪激动而声音变大和语速加快起来，结果明明自己有理，却反被人冤枉和误解的时候？有没有原本不生气，最终却被对方的态度激怒，结果一反平常彬彬有礼，导致情绪失控的时候？

中国人有些习惯不容易被西人接受，比如声音大，开车鸣笛，吃饭发出声音等，这些在一些人看来很自然的事情，在他们的文化中却是粗鲁的。有人问，为什么外国人到中国被那么礼貌地对待，而我们来到他们的国家，他们却不能象我们对他们那么宽容呢？我的回答是，对他们客气是我们的选择，但我们却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对我们如何。

回到周先生的事件上来，从头到尾给我一个很喧闹的感觉，鸣笛两里，找证人与自己一起追公车，与司机理论，想上公车找乘客做证人……，都不需要诉诸公堂，在西方的文化下，他就已经未战先败，陪审团恐怕一听这前提，就已经埋下了对他不利的印象，带着这个偏见往下听，其审判结果的公正就不能不让人担心。

这场官司几乎没有打赢的可能，车的刮痕很小也会让法官认为周小题大作，怪责他为什么不采取更合理的方式。虽然做法官的自己也怀疑，这正当渠道有多少时候能给当事人正当赔偿，而漫长琐碎的过程则更是让每个经历过的人焦头烂额，然而这就是所谓西方的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我们既然来到这里，如果不入乡随俗，就必定会引起水土不服。

周现在忙于寻找证人，这也是目前看来可以搏回的方法之一，然而我很悲观，无论多少证人出现，就如同去年的潘敏红生产意外死亡事件一样，政府，乃至在政府保护下的所有团体和机构，代表的是整个政权的利益，渺小的个人在强大团体所设下的种种自我保护的制度下，几乎没有胜诉的可能，因为它从一开始设立这个制度的时候，就已经想尽了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来杜绝这个机会的出现。

在几年的移民生活中，我也遇到过很多可以动怒的事情，我抗争过，尝试辩解过，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取得我预想的结果，可惜多半以失败告终。在所谓的西方解决方式中，被撞得头破血流，棱角渐渐磨平，用一次次痛苦的教训，一点点换来经验，最终决定研究他们的处理方式，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从而保护自己的权益。然而我还是有很多时候不能不动气，无法不大声，当然其结果又是铩羽而归，而我也不得不低头。

第一代移民有很多苦：英语非母语；成长的文化背景和这新土壤不同，常常要在两种文化中挣扎，尤其苦恼的是改变原有的，习惯了多年的思维方式，身体上不甘，心理上更是不情愿；缺乏安全感，哪怕有了不错的工作，间或也还是有一种海上漂浮，什么也抓不住的紧张，虽然通过各种学习试图来填满这个恐惧的大洞，然而它不断漏水，旧的补好，新的又来。

成语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成语这么教我们，就是因为补牢太难，放弃太容易。然而既然难题绕不过去，那么就请周先生勇敢地迎上去，用西方所能接受的谦谦风度，用柔和婉转的声调去打这场官司，把损失减到最低，即使败了，也能从中吸取教训，输并不可怕，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从别人的教训中学习，这不仅是周先生要面临的课题，也是每个移民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