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达宁希望通过此次调查的结果，能向有关部门申请更多资金﹐进而在华裔社区中拓展有关劳工法知识的教育工作。图中右起分别为刘碚溪和游春山，左1为参加调查工作的工人权益大使孙玮。
由服务华人机构联会(CIN)自本月初开始实施的「劳工权益推广计划」﹐于近日完成了其针对华裔对「劳工对就业标準法」(ESA)的了解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加国华人除了对该法例的认知十分不足之外，大多数被访者亦不熟悉作为本国劳工所拥有的基本权益。
仅两成人知每周工作最高时限
该项报告通过街头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了多伦多唐人街街头的119名华裔市民对于ESA的认知情况。问卷中包括有最低时薪、每周工作最高时限、加班费金额和有薪假期的规定等10项问答题。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中平均答对不到一半题目，其中，仅有不到两成的受访者知道每周工作的最高时限;四成以上受访者不清楚最低工资是多少，并且不知道非合约员工也能受到ESA的保护;六成半不清楚加班费以及对于有薪假期的相关规定。
此外，该项调查还跟进了个别受访者的个案，其中有一名被访者每周工作70个小时，平均只得到每小时4元的工资，远远低于安省最低时薪10.25元﹐少至一半都不到。
CIN成员之一，全加华人协进会总干事麦达宁向记者表示，调查的结果令人感到震惊，亦同时说明了对于华裔社区进行劳工法基本常识的教育工作必须加强。虽然僱主和劳工都应该成为受这方面教育的对象，但麦达宁相信很多僱主其实是知法犯法，因此让劳工认清自己的正当权益更为重要。
法律援助中心代表游春山认为，造成社会中存在如此对待劳工不公的现象，安省劳工厅应负一定责任，他说：「劳工厅若加强对业主的监察工作，例如通过突击检查、定期的财务审核等方式，便很容易发现在僱佣问题上存在的漏洞，从而可以保障更多劳工的权益。」
游春山接着表示，其实劳工厅已经通过很多劳工服务机构了解到这些问题，也知道加强监察工作是有效减少不公现象的方式，但无奈资源有限，无法应付频繁的审查工作。
另外，针对安省自由党于去年提出的一项通过修改劳工上诉程序来到加强本省经济实力的议案，工人维权中心代表刘碚溪表示，对于很多华人劳工来讲，将僱主上诉到劳工厅已经是最后走投无路的办法，而该议案要求劳工在上诉之前，必须先与僱主进行沟通，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这对华裔劳工尤其不利。
上诉程序修改 不利华人劳工
刘碚溪向记者表示：「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减少本省企业或公司的投诉率，以改善其形象，加强经济实力，但这明显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作为代价，是十分不公平的做法。」
据了解，该议案目前已通过了一读和二读，并即将于8月初进行最后的公众听证会后，展开最后的叁读决定是否通过该议案。
塬本答应出席昨日新闻会的一位严重受僱主剥削的华裔劳工，最终因害怕被老闆发现﹐以致失去工作而拒绝了与媒体会面的机会。而现场另一位因勇敢站出来，通过法律途径找回自己正当权益的上海移民李惠敏，则大方的与媒体分享了他的成功经验。
塬来，在两年前被一间汽车零件厂无端解僱，并拒绝支付任何赔偿金额的他，起初并不知道自己可以申请到失业救济金，幸好在活贤社一名律师的帮助下，他不仅领取到了应得的救济金，还从无良僱主索取回了逾9000元的赔偿金额。
上海大学教授加拿大被僱主剥削记
李惠敏表示，华人被僱主剥削及无理解僱常有发生，他就是其中的一名。
生意好时每周工作70小时是经常事，为保饭碗，唯有忍气吞声，但到头来生意差时，还是换来僱主一句「你明天不用上班了!」没有分毫补偿，来自中国的移民李惠敏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移民加国前，李惠敏原是上海工业大学机械学系的教授。定居多伦多后，他于2000年进入多市一间华人开设的汽车配件厂工作。李惠敏表示，他在该间工厂一做就做了8年，期间每周要工作70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不完成手上工作老闆便不让你下班，因此常常要由早上8时工作至翌日凌晨1时。那时为了保住饭碗，只好忍气吞声。
到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他工作的工厂生意受到影响，老闆向他们表示，将会结束在多伦多的厂房，搬到墨西哥去。
李惠敏初时虽然知道公司会有裁员行动，但想到自己为公司服务了 8年，任劳任怨，就算裁员应该也不会是自己吧。但有一天他被老闆召见，老闆没有任何解释，只叫他「明天不用上班了」。他问老闆是不是被解僱，但老闆表示不算是解僱，只是叫你由明天起再不用上班。他心中好气，但亦无可奈可，唯有回家。
老板一句话 失业无补偿
李惠敏表示，他对安省劳工法亦略知一二，知道如果不是被公司正式遣散，是拿不到就业保险金(EI)，公司亦没有任何离职金赔偿。换言之，老闆一句「明天不用上班」就教他白白没了工作，亦得不到任何赔偿。
李惠敏后来找到社会服务机构替他申请到就业保险金，亦得到法律援助中心的协助，向劳工厅争取索回应得的8千元的遣散费。但他自失业至今两年，仍找不到一份新工作，现时唯有吃老本过活。
李惠敏无奈地表示，像他的情况在华人及新移民工人中比比皆是，他们一来对劳工就业标准法所知不多，就算知道，为生活煳口，也只有任由僱主鱼肉。对这样常被僱主剥削的情况，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人，实在没法子，为了工作，唯有忍气吞声的干下去。
另外，自己虽然在原居地拥有高级学位及专长，但要从回本行实在谈可容易。最大的困难是言语障碍。他虽然曾是大学教授，但亦只能从事低下的体力劳动工作。目前，他打算报读政府开办的第二培训课程，但最重要是希望早日找到工作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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