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移居加拿大后的第十个年头。十年前,小学刚毕业的我,被父母拉着去拍签证照的时候,我异常冲动地指责父亲为卖国贼,全然不理解他想要我接受加国轻松、自由、良好教育的苦心。五年后,当我站在士嘉堡政府的大楼里,手握加拿大公民证对着英国女王宣誓效忠时,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心里想的是自己的祖宗,是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又过五年的今天,我在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多城里享受蓝天白云带来的愉悦,呼吸著自然的空气,手里翻阅的是我们祖先遗留下的典籍,心中所思所慕的是先圣先贤的遗训和智慧。走进校园,我对各国的人讲解中国的历史,交流彼此的看法。我才明白并庆幸,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还如此热爱着我的祖国,迷恋着她的文化。
假使时间倒流到十年前,我并没有来到这个国家,而是留在大洋彼岸的那片故土,遵循着数十年来的规律和别人一样成长,我可能不会得到这份珍贵的爱国情怀的领悟。因为我们的国家居民太多,城市太嘈杂。世风日下,人们早没有为华夏之心了。有的是争权夺利的硝烟味,是能抹杀任何赤子之心的尔虞我诈和贪嗔物欲,以及那腐蚀人性的浮华景象。或许,也可能会被某种流行文化的趋势牵走,成为崇拜异国流行产业的一个偏执少年。我一定会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唱着爱国的口号,但心里却不明白爱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拿来问中国的年轻一代,“你爱国么?”或是“你爱国家什么?”我想,没有几个被提问者能够回答的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太笼统、太模糊。有人会说:“我爱国家大好河山。”可要是将他从温暖的江南送到北方的大漠,他一定承受不了这环境的巨变。也有人会说:“我爱自己的家乡,祖国就是我家乡所在的地方。”可是若是此人的家乡并非繁华的大都市,而是穷乡僻壤,又有多少人愿意回到那里倾心建设家园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人口外流,流向了几个黑洞般的国际都市—如北京、上海。曾几何时,那些被称为家乡的地方真正得到游子的回眸呢?
如果我们把古人对家国的爱和我们空泛的爱国口号做一番比较,我想答案是这样的:古人对国家的热爱出自于公心;我们的爱国则是出于私心。古代的人可以把自身、家庭和邦国天下视为一个整体,像是心脏与四肢的关系。因此,当家国面临危难,忠臣孝子、仁人义士就能不顾一切地奉献给国家。当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城的时候,许多北京的高官携带家眷自杀殉国。有人嘲笑他们抗敌没有本事,自杀倒是能手。我却为这些先辈感到哀痛。至少他们有为国捐躯的慷慨,有奉献和承担的决心。
与此相较,今天的我们被安逸的氛围环绕的太久,不知不觉都以骄纵孺子的身份长大成人。先辈的慷慨、激愤和担当只怕再也没有了。而我们所谓的爱国情怀,实际上多为一种自私牟利的心理活动。基本上,说自己爱国的人没有来自贫穷家庭的人。对于这一类人,人生的追求大多是成为有钱人,变成下一代的土豪。因此,全世界各地哪里有机会,就可以到哪里去。这种心情和明清时代偷渡远洋,最后成为海盗、洋商的人如出一辙,也是明清政府不以华民待之的原因之一。至于家境良好的年轻人所谓的爱国,则多属于一种玩乐心态。例如现在在城市生活里异军突起的汉服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满足年轻消费者时尚心理的商业现象,文化涵义很浅,也得不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认可。
除此之外,“爱国”情怀沦为是年轻人贪图方便和关系,惧怕自我奋斗过程的一种托辞。有一类年轻的国人非常迷恋别人为他们提供方便,而在国外,或者离开她久居的故乡城市,这种方便就不复存在。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上海人的排外心理是举世皆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担心外来人口抢走他们的工作岗位,因此上海不是一座具有包容性的城市。上海的较高薪职位并不易聘用才能、学历足以胜任的青年闯荡者,而是把机会大量留给本地家庭的子女,任他们取得如何的学位和成绩,都可以混到待遇不错的工作。在上海,私营企业受国企和外企的打压,一直抬不起头。而国企内部则尽被有关系的上海本地父母们所把持,盘根错节,任人唯亲。对于本地子女来说,这样方便的条件和关系是他们热爱祖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作者:郭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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