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突然接到 妹妹的一个电话,她告诉我说母亲病危正在监护室里抢救。放下电话,我眼睛里含着泪水快速查了查中国大使馆的地址就匆匆忙忙开车去了多伦多。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开到大使馆的。我心急如焚地等着递交办理加急签证的手序,然后就去订了机票。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夜是那么的长,天是那么的黑,我几乎是以泪洗面,整夜未眠的盼到了天明。我相信没有人能够承受的了比在一年之内即将失去俩位 双亲更痛苦的事了。到了机场,告别了亲人登上了回往祖国的飞机。在飞机上,我的周围坐满了和我的母亲相似年龄的老人们。看着他们有说有笑地样子,我的眼泪 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当时我觉得我是那么地可怜,周围没有一个我的亲人。我甚至连一个想趴在亲人身上哭的机会都没有。尽管如此,时间还是向前走着。
俗话说祸不单行,飞机一起飞,飞机上所有的声像系统全不工作。接下来,当飞机飞行了大概四个小时左右,飞机开始了强烈震荡。随后飞机上的警示灯也亮 了起来。机长提醒大家飞机就遇到了强气流,所有的乘客马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把安全带系好。让大家不要慌张。当时我心想如果我能够躲过这场劫难,我的母亲 也会好的。假如我死了,我也会有父亲陪伴的。至少我不会寂寞。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母亲早已离我而去了。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随后我告诉自己不要那么悲 观!死不会离我那么近的。不知不觉中我却联想到电影《不见不散》戈尤和许晴在飞机上遇难的场景了。当然一切化险为夷,飞机最后还是安全的到达了目的地。否 则,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这些话了。
再说妹妹接我出了机场,她告诉了我最不想听到消息,母亲已离开了人间。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还是哭了起来。母亲在我心里是那么的伟大, 几天前我们还通过电话,她怎么能这么快就离开我了哪。这个不能接受的事实加上旅途的疲劳使我病倒了。我强撑着身体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就开始发高烧.一祸躲 过又来一祸,恶梦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当时加拿大正在流行H1N1。在国内宣传我们这儿是重灾区,国内的人非常恐惧。所以妹妹也担心我得了H1N1,建议我去医院检查。我一再强调我从来 没有接触过H1N1病人,我周围也没有人得过H1N1。妹妹说:那也不排除在飞机上传染上呀?最后为了妹妹和其他人的安全,我决定当天晚上去看医生。
到了医院,护士一听我发烧马上就打发我去了发烧门诊。当然很快就见到了医生。没的可说,国内医生的工作效率比这儿强一百倍。一进门就见值班医生戴着 个大口罩,如果不讲话我根本看不出她是男的还是女的。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她就写好了化验单然后递给我说:去做个化验吧。妹妹去交了化验费,我排队 也到了。
等了大约10分钟,我拿着化验报告又回来看这个医生。她没有做任何检查只问我:你从哪来的?妹妹说:加拿大。她说:明天去某某医院去做个咽拭子,我 们这儿不做。回到妹妹家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打了个Taxi就去了某某医院。妹妹花了10元挂了号。我们来到了护士分诊台,一个护士递给我一 只体温计,妹妹交了10元押金。不知道是吓的还是该好了,我浑身大汗淋漓,体温只有37.3 C。我很高兴地对护士说:我没事儿了。她说:没事儿,你也不能走,你要等防疫站的人来给你做个咽拭子培养,这个培养要等一天才能出结果。因此你必须被隔离 24小时。
我当时都傻了,回来只有短短的三星期还要在这儿呆上24小时。而妹妹那儿哪,一听她就哭了。但我还得过来劝她。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听话,随着护 士就到了二楼的一个隔离室。在这个隔离室里有一个很狭窄的抢救床,床的中间还有一个洞。在墙角还放着一个氧气瓶。站在隔离室里,我就开始想着如何在这儿渡 过这慢长的24小时。然后如何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这个像监狱一样的小小隔离室。总之我在这个小小隔离室里无奈地等待着都快窒息了。
妹妹楼上楼下地跑着打听着消息,看有没有防疫站的人来。时间不会因为我的痛苦而停滞,但对我来说当时的每一分钟比一年还要长。我心里已经做了最坏的 打算,如果真得了H1N1,我至少要被隔离10 天。而且还不知道会被转到哪个医院。到时候我的机票也过期了,我该怎么办?想到这一切我几乎绝望了。
背着妹妹我哭了。母亲过事已经够痛心了又加上我被隔离。在我的有生之年这可是第一次如此艰难的经历啊!我想如果我有一双翅膀我会奋不顾身地飞走的。 一小时,二小时,五小时 就这样慢慢地过着,可就是看不见防疫站人的人影。妹妹买了午餐给我,还在四处打听找人看能否放我回家去隔离。就这样我们在无奈中差不多等了八个小时,根本 看不见防疫站人的人影。妹妹此时终于失去了耐心拉着我离开了这个可怕的隔离室。到了楼下,妹妹很生气地对护士说:我们本着负责的态度来了,等了差不多八个 小时都没人来,我们走了。有事儿让他们找我们吧。然后妹妹拉着我气哼哼地离开了医院。连押金都没退。我的心咚咚地跳个不停地问妹妹:这样能行吗?妹妹说: 甭理他们。我们打了个Taxi就回妹妹家了。回到家,我心神未定就给航空公司打了个电话改了机票的时间。第二天一大早,防疫站就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样了, 我告诉他;没事儿了。当天下午,我就灰溜溜地逃上了返回自己家的飞机了。回来的时候行李又丢了。总之,就是一祸接着一祸朝着我来。回来以后有很长一段时 间,我都是欲哭无泪。也许把眼泪都哭干了。
其实回来以后我一直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能忍?要是 以前在中国遇到同样的事儿我早就翻儿了。现在为什么我可以?原来不光是我变了,周围的很多人都变了。俗话说,入乡随俗。我们的 孩子对我们讲话都是细声细语地,当父母怎么可以粗脖子红脸地对孩子吼哪?从这一点一滴的小事让我们学会了宽容,平等,平和。其实学会这样做并不是什么坏 事。它让我们学会如何善待别人。然后别人才会善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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