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几年都会过上好日子”是谎言

　　加拿大是个福利社会，所以很多“公知”总是拿着加拿大的社会救济的金额折算成人民币，在哪里说，就算移民了来吃福利，都能过得比国内好不知道多少倍，再贴两个这边超市一年没有几次大打折时候的物价，(比如鸡腿9毛9，猪蹄5毛9之类的)，然后在那里说，加拿大物价多便宜…………

　　混的最差，也会比国内底层好千倍吗?你信吗?你当然有信的权利，但你要知道你信了公知的下场，可不是能够好好的过个小日子这么简单。

　　信“公知”的，首先是对中国社会有所不满的，为啥有所不满?因为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换句话，没有能力又贪婪的。有能力实干的，奋斗的人没时间看这些。那种靠老爹老娘拿了个机关工作，每天看着领导花天酒地，再看看自己工资条，又闲的的蛋疼的主儿，最爱看这些。

　　其次，会“信”这个的，都是很被动学习的那种，主动学习的人，会看到多得多的信息，然后有所比较，从中找到真实，很被动的人，周边的人告诉他什么，他不思考的，不考虑其中逻辑就直接接受的。那种小中产家庭出来，父母看得紧念书的尤其如此，课本上写的都是谎话也都背的开开心心而不反思的，年长了发现被忽悠了，反倒回头会信公知。课本固然是谎言，公知的话是更大的谎言。

　　引用一段老移民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来到加拿大。这百万人就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哪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加拿大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加拿大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进入这个国家的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加拿大，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加拿大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失去声音?为什么总有人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国家的怨恨?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谁去付这些代价。

　　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要解决任何问题，了解是第一步。要了解，就必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心声。以下所述，是我的移民史。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不多也不少，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当然，我们活在同一城市，个人如何分殊，总有时代的烙印。

　　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社区网络人际关系，以至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只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并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一切皆理所当然。只有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而两者有根本断裂时，人才会深刻感受到无家的失落。很多新移民初到加拿大，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断裂。没有邻居，没有社群，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他人的理解和同情，只有捱和忍。

　　来加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表面上，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虽有困难。慢慢也能应付。但在内心，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加拿大人。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回到家中，脑里只有昔日的回忆;看到中国和加拿大的运动员比赛，我会为中国队打气;每次返回家乡，我才有着地的感觉。时过境迁，我已很难用语言描述“这个地方不属于我”的孤独。未到加拿大前，我是全班最活泼好动的。移民后，我彻底变成另一个人：自卑、孤僻、不合群、极度忧郁。伴随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

　　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加拿大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等。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別事件，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多聘几个社工，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

　　那么多年来，我目睹父母亲一辈，在没有任何选择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价值，将自己变成彻底的经济动物，努力抚养我们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辈的新移民朋友，由于欠缺这个社会要求的竞争力，又不能从政府中得到适当支持，被迫过早进入劳动市场，成为社会的低层劳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对社会有关怀的朋友，大学毕业后虽然多番坚持，最后还是不得不弃守曾经坚持的信念。在繁荣安定纸醉金迷的背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个个独立生命为这幅图像付出的代价。当然，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代价，不愿意承认这些代价，甚至讴歌这些代价。

　　由此可见，新移民面对的许多问题，並非只限于新移民。新移民家庭特別多悲剧，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处境艰难，遂无力承受种种压迫。而问题的根源，说到底，实在和加拿大人如何看待和移民的关系有关：

　　我们怎样看待彼此的关系?我们是活在同一社群，共同参与公平的社会合作，还是在市场中参与一场弱肉强食的零和游戏?在种种将人的社会身份划分切割，继而产生形形色色宰制的制度中，我们能否在差异背后，看到新移民人同时是自由平等的公民，理应受到政府平等的尊重和关顾?

　　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属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它只是一个有效率却冷漠，繁荣却贫富悬殊，表面多元内里却贫乏单一的暂居地，抑或一个重视公义追求民主，鼓励多元容忍异见，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共同体?

　　最后，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人是什么?什么构成人的尊严和幸福的生活?什么价值值得我们捍卫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