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岛辗转德国再到多伦多:我的地下室进行曲

　　在中国，传统的民房是极少有地下室的。因为我小时候住的房子，是外国殖民地遗留下来的西式洋楼，所以就有深入地下的这层。那里一般是不住人的，只为地基防潮或储藏之用。尤其青岛三面环海，气候偏潮，久居在地下室可能会得风湿、关节炎之类的毛病。但是在住房紧张的大城市，能有这么一个藏身之处就算不错了，寒不择窑的哪里顾得了这么多，所以地下室大都不见闲置的。而我的青少年大部分岁月都是在那里面蹉跎的。

　　春夏季节的岛城，空气特别潮乎，地下室里尤甚。其实本来我家是住大院平房的，文革中造反派的小头头强占了俺们带厨房的那间屋，另给了这间破旧窨子作为“补偿”。打那儿以后，我们的部分家庭成员“潜伏”地下了，一直蛰居到八十年代后期单位给父亲落实了政策、分到了新房子搬走为止。

　　这间地下室颇幽深，仅仅有窄窄的一小溜窗户高出地面、透进些光线来。午后在前面的楼影遮不住时，会有一掠难得的阳光投射入内，照得里面“蓬荜生辉”，此刻算是整个屋子一天当中最灿烂美好的时分了，尽管它维持不了一个钟头的功夫。天稍微一阴，室内就暗无天日，得开着灯照明，跟农村里的地窖相去无几。屋内水泥的地面潮的常泛着水滴，壁上也是湿漉漉的，墙皮不管咋样刷白，很快就斑驳褪色了，霉生灰积，看上去脏兮兮的。隔音又不好，楼上人家走动的脚步声吱吱嘎嘎，收音机音的响声也听得真亮，嘈杂杂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做饭、吃饭、洗衣，堆放杂什，养的鸡晚上也端进它们睡觉的筐来这里，气味可想而知。

　　它同时也是我的卧房，作为男孩中老大的我，常年在此起居、学习、直至结婚。一赶上艳阳，我就不顾“蜀犬吠日”，忙不迭地把被褥晒到天井里，否则很快就觉出被窝的潮劲儿来，贴在身上怪难受。一俟立了秋，好日子便捱到了，室内开始变得干燥起来。

　　住过地下室的都晓得它冬天温暖、夏天凉爽的特点，宛若装有天然空调。其实也就是因为那时节的房子没有暖气、冷气设备，相对的感觉如此而已。胶州湾的冬天，若家中不生火炉的话，晚上脸盆里的残水都会结冰;而酷暑海水蒸发又湿热难当;地下室的温度却常恒于十几度不变，自然显得冬暖夏凉。故在这两极时分，家人们都愿意呆在底下多享受一会儿。

　　由于是陈年老宅，地下室内的鼠患不轻，我们想方灭它屡不得手，最后只好与之共舞，吃的东西辄放在当央的方桌上，老鼠爬不上来，别的不怕咬就置之不顾了。又因为地势低洼，有时候街道上的下水道堵了以后，首当其冲遭殃的便是地下室，污水先行倒溢上来，屋里臭不可闻，急得家人直跳脚，我们比邻舍百家都更着急设法疏通壅塞，否则“水漫金山”，无法过活。实在是既生活在物质世界的最底层，又处于社会地位的最下层，瞧这臭老九的实际生存境况呦。

　　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窘居环境的刻骨刺激，使得我铭心出国、改善住房条件。我当然知道洋插队的大不易，印象深刻当时正火的《北京人在纽约》中的情节：主人公初住曼哈顿的地下室，捡旧家具用，为有24小时的热水供应可以洗澡而惊讶满足。想我有久住中国式地库的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地下室料都能对付，做足了遭洋罪的思想准备。

　　没想到在第一站德国，我真的栽进了地下室里。原来一落地时，是栖身老板替我僦好的洋房，因为远在郊外，房东又不让做中国饭，胃特不适的我就到大学房管科申请校招待所里的单元，排期等候空缺。后来果有房间腾出来了，是一套地下的单位，管理员问我要不要。我的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了俺曾长居的地下室草窝，寻思着在殖民地时就当“地下工作者”潜伏了十几年，现在好不容易浮出来杀到帝国的老窝了，仍还要下地库、隐身埋体难为“座上宾”，命运真好似在开玩笑。而且那租金并不便宜，本心拒绝了继续等待，转而一想先瞅瞅再说，于是约好了去实地勘察一番。

　　到了校园毗邻的招待所一看，二层的清秀小楼掩映在林木中，环境幽雅。所谓地下室其实有半截高出地面，进去瞧时，大南窗光猛，地毯沙发，家具铺盖，厨卫齐备，冷暖气、热水任用，既干净明亮，又不潮湿。哇，此地下室非彼地下室也，堪媲国内的高级宾馆。我愣住了，当即拍板拿下。从这儿步行上班，只需要几分钟，还可自己起伙做中式饭食、无人抱怨“烟熏火燎”。后来妻小到科隆与我团聚，四岁的女儿欢喜的直在地毯上打滚儿，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居室，开心极了。我们在这一直住到父母来德探亲，方才另租了房子搬走。

　　在以后的周游英、美旅途中，我们随缘地未再问津过地下室，没有艰难到最坏打算的那个地步，感谢上帝。一直到定居加拿大、在多伦多买了房子，才又重新有了地库，不过那已是属于自家的夏宫或者冬宫之类的不同性质了。

　　它被当作健身房，在这儿蹬坐式单车，打乒乓球，在漫长的冰天雪地季节里运动锻炼;又是朋友们来聚会时那些随行小厮们的儿童乐园，顽皮的孩子们在这儿打成一片、人仰马翻，与上面大人们热火朝天的聊侃，遥相呼应。我儿女的同学们来家中玩，亦都喜欢到底下来，相对独立，但喧哗无妨。另外，俺家楼上的房间不多，在来了亲戚探访走动时，地下室便成为接待的客房，条件并不输楼上，他们自不嫌候。主客休息时各有一□小天地，互相不干扰，反感觉清静自得。

　　多伦多人都认为本地紧靠安大略湖、夏季里很潮湿，但是对于我这来自黄海之滨的人来说，真觉不出咋地闷热来;地下室也不怎么返潮，我们始终未启用过抽湿机。地库内也有窗子，不大但采光还行;有地毯铺垫，淋浴厕所俱备，尚有一尊大壁炉。俺也将它视为家庭厅family room。流火七八月之际，习惯于自然通风的我们，不愿意关门闭户地开着空调降温驱热，嫌闷得慌。于是就挪到下面来睡觉，凉意沁人，满舒服的。也不用抓紧晾晒牀上用品以祛湿。大家自外面归来，进了门首先扎到地下室，迅速解除浑身的暑气，然后再顾及其它，颇感家有地下室不孬。

　　但是到了冬天，却意外地未觉出它有曾经认为的那么暖和，我纳闷了好一阵儿，良久方慢慢醒悟过来，肯定是因为“参照系”不同的缘故：这里的隆冬，楼上的室温被暖气供到二十度，而在国内时则是零度，地下室里的十几度自然就显得偏低了，故体会不出温暖反而冷清，此乃相对论的实际例子吧。不过，这正好为烧壁炉找到了最佳藉口，每逢风寒最严峻之夜，我们就下去点燃了熊熊炉火，一家人围坐着添柴拨烬、聊天唠嗑，脸庞映得红红的，胸膛烤得烘烘的，整个的一种“围炉夜话”惬意境界。

　　然而，俺家的地下室也不止是酷暑纳凉冬烧壁炉消遣、附庸风雅，偶遇紧急情况时它还充当过一回避护所呢。前年的数九寒天、全年最冷的那一晚，多伦多西区的变电站突然遭到冻裂管道的水淹，发生了骤然间大面积停电事故，我们家不幸正好就落在这片失去了电力供应的范围内。眼瞅着在24小时之中室温一点点地下降，冻得像冰窟，我们就不得不躲到地下室来暂避寒冷。渐渐的还是不顶事了，就又点起了壁炉烤火，至少局部暖和一些，抵挡了好长一阵子。最后坚持到了晚上九点钟，屋内的温度已降到了摄氏五六度了，电这才姗姗迟来，打消了我们考虑去紧急中心去过一夜的念头，深深地松了一口气，重返楼上。这桩突发的意外，是我们出洋这么多年来头一遭碰到的劫数，居然是靠地下室的恒温和壁炉拖延、救了些急。

　　这些都是历数俺们自己家的“地下”体会了，此外还有一些我们人生旅途当中出入家外“地下活动”的经历，也都值得一提。

　　出国之前我所供职的大学附属医院，前身系德国殖民者的海军医院，老建筑物自然也是欧式的，数得上岛城最古旧的楼群之一。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跑位于地下一层的药品库或者病案室，真是怪怪的，那里的屋子里面并不潮湿，否则的话，昂贵的药物和重要的卷宗等就不敢贮藏于此了。我的老师告诉说，他听曾经在洋鬼子手下干过的医院老员工讲，德意志人当初建造这窨子时颇下本钱啦，采用了大量的炉渣、石灰和石膏等，广为填充地基及其环周的护墙外围，楼宇的外墙先是大块的花岗岩石、然后是大硬砖，再往里贴糊上水泥，总的厚度达一米半多，也就是个三层高的大楼呗，竟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果然防潮、坚固，将近百年历史，仍巍然屹立。文革以后医院扩建，又往上加高了一层，地基在承受上没有问题，真真百年大计也。

　　当后来我去了德国，亲眼得见了日耳曼人办事情的那股一丝不苟认真劲儿，便完全理解了这一切，也明白了为啥自己住的招待所下层那么好。不光如此，在波恩我还有缘见识过贵族的地下室：那是我一家应邀参加内科同事的订婚宴会时，他的未婚妻出身名门望族，庄园似的宅第之地下，开放为宴会厅，几十个人在这里聚集一点不觉得拥挤，石头地、老木桌、拱形架立的裸墙，古旧的油画，大壁炉、酒窖、烛台，一切古色典雅。宾客皆在幽暗的烛光里饮酌、进餐、畅谈，有侍者不时地前来服事，那情调和意境以前只是在外国大片上见过的宫廷地堂下廊才有。地下室跟地下室的差别委实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