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时有诡异之处，比如说我常常会想起一个人，几年来他的名字总在我的脑海徘徊，挥之不去。不久前读到博友“武夫”的一篇文章，其中也提到了他的名字，竟促使我动了要为他写上几句的念头。不过在题目上就犯了踌躇：说是怀念吧，我与他毫无交往;就说是记忆吧，我甚至与他从未谋面，想来想去，也只能说是 “想起”了。
这个人就是来自湖北的清华大学高材生蒋国兵博士。我知道他的名字，恰巧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第二天。
二零零六年夏天，正值我公司承担的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的全国指纹系统项目进入关键阶段。七月初位于南加州帕萨迪纳的公司总部精锐尽出，大队人马来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驻扎在国会大厦附近女王大街上的戴尔它旅馆，每日到郊外的RCMP总部工作，很晚才回来。由于开发人员大都是中国人，大家只要有机会还是想吃中餐，所以经常结队到那个小小的华人区，到扬子江、梅园等华人餐馆去用膳，顺便在小摊上买份中文报纸回来，因此就在七月二十二号得知一个不幸的消息：二十一号凌晨，四十四岁的蒋国兵在多伦多的一座高速公路立交桥上跳了下去。
此事当时震惊了人数在加拿大位居第一的多伦多华人界，也由此惊动了主流社会和移民部门，成为当时加拿大的一大新闻，并引起了多伦多华人的许多诸如办理丧事、慰问遗属、筹集捐款等等善举。我们当时只是客人，又任务在身，未能加入这些活动，但工作之余还是有很多议论。大家的经历同蒋博士其实都差不多，都是在国内完成了高等教育，再到国外留学，进而再找一份工作开始混的，猛可间闻得一个同类折戟，很自然地就有了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之感。
从那时起，“蒋国兵”这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名字，就进入了我的大脑，每每想起，就涌上一种难以名状的惋惜，痛切地感受到“天妒英才”这个说法的含义。这种情绪，除了来源于一般留学生很自然的同病相怜，还特别有些个人的因素：首先他是湖北人，湖北、陕西是邻省，我的家乡陕西安康，更是同鄂西北山水相连，一条汉江秦头楚尾，两地历史上来往密切，蒋国兵君也就好像是我的一个邻居;同时，他和我的求学经历有些近似，都是七十年代末从小地方奔赴北京读书，且北大和清华只隔着一条马路，两校来往密切，我至今还记得八十年代与同学骑着自行车到清华校园乱窜，对清华校园入夜后座座教学大楼一片灿烂灯火记忆犹新，也许那时就曾与蒋君擦肩而过?所以我也有些把他看成是我的一个校友。这一点不奇怪，眼下供职的这所公司里也是北大和清华的校友成群，不分彼此的。
真正让人痛惜不已的还是蒋国兵的才华。蒋君一九七九年参加高考，在高手云集、人才济济的高考大省湖北一举夺得状元，被清华录取，本科毕业后又读研究生和留校，很早就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副教授，因此不难想象他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英姿。出国留学后，蒋国兵又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两所非常优秀的大学 -- 普度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攻读核物理和化工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而每次都是刚刚四年就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可见他的学力之深厚。除此之外，蒋国兵还是一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他喜欢武术，曾经是清华武术队的主力队员，他也喜欢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特别愿意探讨哲学问题。如此优秀的一个人才，最后却因来到异国求职不顺、心理受伤，竟然在盛年以轻生的方式倏然离开这个世界，岂不令人扼腕呢叹息呢?
蒋国兵出事了，留下了痛不欲生的妻子儿女，也给远在湖北老家的父母亲友带来巨大的悲痛。老父简直不能接受他轻生的说法，一再要问明原因。然而多伦多警方在事发现场的勘察报告还是明白无误地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事发的时刻特别令人深思：他是在凌晨两点半左右从高架桥跳下去的，因此可以想象在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日太阳落山后的好几个小时里， 蒋国兵君曾经在多伦多的街头反复徘徊，在生死的门口经受了令人何等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倘若此时能遇到一位朋友苦口婆心地对他做些劝导，也许他想明白了就能放弃轻生的念头。可惜，在这异国繁忙大都市的街头，只有匆匆而过的路人，难找推心置腹的知音，路边的一切：高楼，车辆，闪烁的红绿灯，此刻对他都是冷冰冰的，使他倍感这个世界的残酷。于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生命，也因此放弃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本还可以继续下去的奋斗，以及他爱的和爱他的的亲人们。
我有时在想，我同蒋国兵在读书方面其实是有共同兴趣的。如果早年就能结识，彼此都多了一个朋友，也都多了些聊天讨论的乐趣。可惜我和他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大了。今天我情不自禁地写下此文，有些在冥冥之中同他做些超越现实的精神沟通之意，也还有写给现实世界中能读到此文的人，特别是已经或打算到海外来求发展的下一代人的意思。我希望我的一篇小文，能给他们一些发自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给他们一些也许有用的启示。
头一个想说的就是：人生需要规划，规划需要智慧。人的一生总会经历几个转折点，这这些点上决策要深思熟虑，先把所有的可能性想好，避免错误。这一点对于年龄大于三十岁的人尤其重要。蒋国兵九十年代在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回国了，这个决定其实是对的。他学的是核物理，当时那个环境(现在也一样)对于中国人在美国求职很不利。民用方面，核电厂在九十年代初就暴露出许多安全上的隐患，在西方受到广泛批评，实际上处于收缩的状态，难以吸纳新出炉的核物理学家。核武器方面则对于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学者保持高度戒备，很难插足。蒋君在获得学位之后就回国工作，绝非偶然，也是明智之举。
接下来他的一个选择，即二零零零年的举家移民加拿大，就很难说对说错了。不知是他回到清华任教后遇到了什么不顺之事，还是他回国之前已经申请了移民，两年后批下来了，有些不甘放弃?但无论如何，所学专业能否在新的地方派上用场是大有疑问的。在核大国美国尚且没有找到职务，去到一个无核国家(没有核武器，发电以水电为主)又如何以专业为生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困扰了我的若干朋友：老张就读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在世界有名的植物研究所专攻草原生态，移民到加拿大虽说也曾被卑诗省政府聘用到高山森林地区野外调查，风餐露宿，但那还是临时性的工作，很难谋到一个正式的职务;另一位老张，多才多艺，在工学院建筑系研究海洋工程中的盐化学过程，移民后才发现这种学问最多用于海堤建设，而一条海堤建成一用就是上百年，现在北美还有多少需要新建的海堤等着他去施展身手呢?不过他们来到新的国度后，即使是临时的工作也到处做，不断积累经验，咬着牙还是坚持下来了。而蒋国兵在移民两年后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的情况下，竟然决定再入大学去攻读化工博士，这恐怕就得说是个重大的错误了!
原来在北美和西欧，从事过研究工作、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人们，除极少数幸运者(靠能力也靠机遇)能够挤入高校和国家实验室这些象牙之塔外，大部分还是要到社会上去求职，而在彻底资本主义化的职场，用人的标准除了学历之外，更要看工作经验。这方面博士与硕士、学士相比，常常并不占优势，人家常常会说你 OVER QUALIFIED(资历过高)，怕你工作不安心。若是需要量大的专业也就罢了，偏偏蒋君选定的化工专业，随着本世纪初产业向亚洲特别是中国转移，在北美已呈衰败之势，而他却要在学校里足足用去好几年的时间。等到熬出毕业，年龄已经偏大，而手中赫然拿着两个高高在上的博士学位却没有任何业界的工作经验，找工作岂能容易?
话是这样说，以蒋国兵当时的状况而言，果真是无路可走吗?非也!慢说蒋君当时博士毕业刚刚两三个月，一时找不到工作实属正常，就是一直没有与核物理和化工有关的职务就不能生存了吗?情况完全没有那样可怕。这里就是我想要说的第二点：人生需要坚持，坚持需要毅力。
蒋国兵出事后不久，我有了一次短暂的多伦多之行，在那里听到朋友转述朋友的朋友，抑或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位北京人的议论，说是想不通老蒋那么大的学问，为什么这样想不开。这位朋友是典型的“北京大爷”，吃喝玩乐无不精通，特别是喜欢钓鱼。移民加拿大后也是求职无门，后来看到这里水面辽阔，钓鱼者众多，灵机一动，索性做起了渔具生意，卖渔具、提供钓鱼服务，虽说本小利薄、起早贪黑，挣的是个辛苦钱，但一家毕竟有了温饱，本人也捎带着过足了钓鱼瘾。这个例子以及无数的例子说明，在北美虽然进入学术部门谋职不易，但毕竟地广人稀，只要愿意尝试，谋生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只是人到了海外，切断了在母国的各种联系和关系资源，大家无形中又回到了起跑线，这时候生存第一，吃饭第一，必须放下架子，调动自身的最大动能才行，除非是那些从中国黑心地卷了国家人民的大笔血汗钱的贪官奸商 -- 那是我所不熟悉的一群人，无从评说。看看这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医生改作护士，教授去教中文，歌唱家去搞装修...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就拿我自身的经历来说吧，出国时身上就区区五十大元，在北欧留学完毕后，十五年前迁移到温哥华，算是幸运，找到了一份软件公司的工作，第一天上班就愣住了：拥挤的办公楼里一个挨一个排满的细长的电脑桌，活像是车间里一排排车床，这时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由想起不久前在欧洲充分享受的工学院那全玻璃墙的现代化教学大楼，有着拱形长廊的哥特式图书馆，大片草地四周娇艳欲滴的郁金香...当时嘴里就涌出一句国骂:“妈的到这里来当车工了!”然而此时能怎样?回到租来的简单公寓见到家里那一大一小(陪读出来的老婆和刚上小学的女儿)，脑袋马上就清醒了。男人的天职就是养家，这会儿能当“车工”就算幸运了!咬着牙，一天天就坚持下来了，慢慢也就熬出来了。总之贵在坚持绝非虚言，只要你相信自己，锤炼自己，发展自己。
想起来还有一个惋惜的地方，就是二零零六时蒋家的情况正在悄然变化。留学生群里有个笑话，说是“男学电脑，女学会计”，蒋太太恰巧就在陪读期间，不辞带大两个孩子的辛苦，学习了会计课程，并在蒋国兵第二个博士学位完成前后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本来是个天大的好事，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家里添颗摇钱树，风吹银子哗哗响”。但接下来就必然是买房子的事情了，据说他家为此时有了争吵。蒋君肯定是主张等他找到工作后再买，可太太等不及。这也难怪，毕竟两个孩子，特别是大孩子正在不断长大，家里需要空间，再说多伦多的房价之低简直令人眼红。恕我妄猜，争吵之中太太在情急之下难免冲口说出“靠我的收入也能养房子”之类的话，这本来的无心之语，在多年来为求职苦恼的蒋博士耳中，却会一下子击中他本来已经很脆弱的神经，成为压垮他精神支柱的最后一根稻草。
蒋国兵走了，以一种他自己并不情愿、别人也不愿意看到的方式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一下子又是四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再来谈论这个人，不可以只看到他结局的悲哀，还要从他的一生来着眼。蒋国兵君曾经以辉煌的高考和学习成绩为家乡父老送去荣耀和骄傲;也曾经在中国顶尖的清华大学执教多年，为祖国培养人才; 他还曾在北美两所著名的大学从事科学研究，为人类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所以我还是想说，蒋国兵，是一个不朽的名字。
留学生们奔向海外发展，犹如大雁飞向天外去寻找新的空间。其中的某一只受伤掉下，雁阵少了一个同类，自然会发出悲鸣，但雁阵不会停留。生活还在继续，奋斗永无休止。蒋国兵的故事，无论的成功的部分，还是失败的部分，对于我们都有学习和借鉴的作用。从这一点讲，蒋国兵君也值得我们长久记忆。
月黑人静的时刻，我有时会踱出房门，伫立凝望上空。宁静的夜幕，沿着屋后的山坡徐徐铺开，展示着深不可测的宇宙背景，还有大大小小闪亮的星星。这时往往就会想到，蒋国兵其实也曾经是这群星中的一颗，只是他过早地燃尽了自己，化作流星划过茫茫的天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然而，那流星逝去前的耀眼光芒，还是会长时间地停留在我们的心中，留下的是无限的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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