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成就梦想 加国华裔青年:音乐这条路我走定了

　　四岁就开始学钢琴的中新网华裔青年Clarence Au(区浚逸)，对音乐的热爱与生俱来;当别的孩子渴望逃离键盘去玩耍，他却别的什么都不想做，只喜欢练习弹钢琴。十四岁，他便考取了钢琴教师级资格，而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许下期许，希望能终身以音乐为职。现在，拥用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的Clarence终于梦圆，自豪地成为一名兼作曲、编曲和制作为一身的音乐人。

　　“音乐这条路，我走定了”

　　听邓丽君、张学友和肖邦长大的Clarence，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音乐的热情，除了钢琴，他还会小提琴、吉他和架子鼓。“我什么音乐都喜欢听，无论是古典、hiphop、R&B、灵骚或是摇滚;也无论是欧美的、温哥华本地的或是亚洲的。”这位二十五岁的青年说：“我从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中获得灵感，最后创作出自己的旋律。”

　　但接受华裔家庭传统教育的Clarence，却一度怀疑和担心，自己将来不能够以音乐为生。“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希望能一辈子做音乐。”他回忆：“但是对于许多华裔家庭来说，相比当医生、律师、会计师……，做音乐人并不是一条很清晰的职业路线。”不过，随着Clarence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更多地被展现、被认可，他的这些怀疑和担心，也逐渐散去。

　　“当我十四岁就考取钢琴教师级资格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潜力。与此同时，我还迷上hiphop，并开始创作，我把我的音乐投给美国加州的一些音乐制作室，竟然得到了采用和好评。当我听到自己的旋律被录成真正的音乐，我就再也没有任何犹豫——音乐这条路，我走定了!”

　　“有热情、更要有计划”

　　认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Clarence开始更积极地接触音乐行业。他一方面努力地结交温哥华本地音乐人、与他们合作;另一方面，他更存了钱，带着自己的作品飞到加州，向当地许多音乐工作室毛遂自荐。高中毕业后，尽管Clarence十分渴望直接入行工作，但应父母的要求，他选择了进入Capilano大学攻读音乐本科。他小心地走好每一步，因为他知道，音乐之路相当艰难，音乐人要取得建树，“不仅要有热情、更要有计划”。

　　“音乐行业里流行的一句话是：‘你是否优秀，只看最后一首歌有多流行’，意思是，这是一个竞争激烈、不进则退的行业。成功，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看不清的目标;因为这条路太崎岖了，起步时，更常常会找不到方向。”一年多前建立起个人工作室的Clarence说：“在我看来，音乐人最大的职业计划就是带着开放的头脑，去多听多学。什么音乐也要听，各类的制作人都要去接触，因为如果你能将不同的风格融入自己作品中，同时又拥有广泛的人际网络，你就有机会扩大自己的被接受度。”

　　“创作灵感随时出现”

　　那么，对于音乐人来说，创作音乐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Clarence表示，他的工作包括几个步骤：首先创作曲目，然后进行编曲，最后指导歌手进行录制。

　　“创作曲目的部分是最精彩、也最不预测的。”他说：“创作灵感随时出现，可以来自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在任何时候，谈话、音乐会、玩乐器、开车、逛街、坐地铁……。每次创作离不开旋律、和音或节奏三个元素;但是每首歌的创作过程都十分不同，不知道哪一个元素会最先出现。”那当灵感突然爆发，是否要赶紧去拿笔纸把它记下来?“以前就会。”Clarence回答：“后来，灵感太多了，来不及记;所以现在，如果我能第二次想起某段旋律或和音或节奏，就认为是值得把它写下来的。”

　　Clarence表示，一般来说，完成一首曲子的创作和编曲，他需要一到两小时。他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因为多时间思考，所以作品产量也相当高，一天可以达到四、五首新曲;而现在，因为经营工作室的杂事太多，他一周的产量最多才四、五首。

　　“写歌，当然是愈多愈好;但歌愈多，并不代表收入也愈多。这是音乐行业和其它行业很不同的地方。”Clarence解释：“在一段时间里，付出和收入会不成正比;因为你的歌不一定对客户的胃口，而喜欢你的歌的客户，可能还没出现。很多时候，我会遇到一段购买‘干涸’期，而有的时候，又会一下子出现五、六个客户。”

　　“希望我还是一个好人”

　　经历了创作的起起伏伏，Clarence今天终于在业内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近年，他更抓住机会向亚洲发展;日前刚从香港出差回来的他，已经成功地与亚洲艺人蔡依林、农夫(Fama)等人合作，他为农夫原创的歌曲Dream Girl，在香港排行榜上一时闯入四强。

　　Clarence一直坚信，自己才是命运和生活的主宰者。面对未来，他的期望是，不仅能向美国和亚洲多做发展，更能够在这个被名利包裹的音乐行业，坚守自己的人格，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单纯的行业，它十分考验人的品格;而且，业内有不少人，时刻在寻找机会，想通过欺骗别人获取利益。”他遗憾地说：“这是我最不喜欢这个行业的地方。对我来说，我希望自己能远离名利，宁愿做一位幕后者;最后，等我五、六十岁退休时，我还能说，‘我还是一个好人’。”